共工新闻网·GNN电（通讯员：冷佳奇）去年十一月末，三亚的天气还带着夏末的温吞。那天中午，我在中交一航局项目部食堂第一次见到罗文。他端着餐盘，有些拘谨地站在取餐队伍末尾，蓝色的中交蓝工装衬得他皮肤更显黝黑——那是云南高原的阳光打底，又经青海风沙打磨过的颜色。红色安全帽夹在腋下，他正四处张望，显得有些局促。

“新来的？”我听其他同事搭话。“嗯，测量员罗文，昨天刚到。”他咧嘴一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语气里带着云南人特有的温和。

后来我才从同事口中得知，罗文是从青海的项目上调过来的。而他从青海到三亚这段路，走得有点“曲折”——不是因为交通不便，而是因为他恐高，不敢坐飞机。两千多公里的路，他选择了火车，一路从青藏高原辗转到南海之滨。“真的假的？现在还有人怕坐飞机怕成这样？”有人表示不解。罗文听了，只是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没有辩解。

在项目部待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罗文这人有点“分裂”——生活里腼腆话少，到了工地上却像换了个人。三亚深海科考码头的测量工作并不轻松。控制点布设、高程引测、模板验收、沉降观测……罗文每天扛着全站仪、水准仪在工地上穿梭，蓝色的工装常常沾满泥浆和水泥渍。最让我意外的是，这个连坐飞机都怕的人，竟然要频繁爬上高大的沉箱进行测量。

第一次见他爬沉箱，我站在下面都替他捏把汗。那是个五米多高的沉箱，需要他在顶部放样测点。罗文扶着爬梯，犹豫了几秒，然后深吸一口气，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一半时他停了一下，我能看见他的手在微微发抖。“要不换个人上去？”底下有人喊。他摇了摇头，咬了咬牙，继续往上。到了沉箱顶部，他蹲下来，开始专注地架设棱镜、读取数据，刚才的紧张感像是被他收进了某个盒子里，暂时关了起来。下来之后，他的后背湿了一大片。

我问他：“罗哥，真不害怕？”他擦了擦额头的汗，笑了笑：“怕啊，怎么不怕。腿到现在还有点软呢。”“那还硬上？”他认真地想了想，说：“这些活儿总得有人干。我是测量员，该我放的点、该我测的标高，我不能因为怕就不去。试试呗，总不能一直怕下去。”他说得轻描淡写，但我注意到，从那以后，他爬沉箱的速度越来越快，停顿的时间越来越短。他并没有克服恐高——他说过，站在三楼往下看依然腿软——但他找到了一种和恐惧共处的方式：该做的事，咬着牙也要做完。

真正让项目部所有人对罗文刮目相看的，是上周的事。项目部要做一个宣传视频，需要拍摄一组全体人员喊口号的镜头。口号是：“我们在南海远洋踏浪耕波，向党组织报到！”——十二个字，要喊出气势，喊出精气神。摄影师扛着设备站在前方，需要一个人站在队伍最前面领喊。我在工作群里问了一句：“明天拍视频，谁能来领喊？”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个活儿看着简单，可真要站到最前面、对着镜头扯开嗓子喊，多少有点难为情。“我来。”消息是罗文发的，就两个字。群里顿时热闹起来。“罗哥可以啊！”“罗文好样的！”“明天看你的了！”后来有人开玩笑问他：“罗文，你不怕上镜啊？”他语气认真又带着点憨：“喊口号又不爬高，站地上就能干的事，我怕啥？该上的时候就上呗。”

第二天拍摄，罗文站在队伍最前面，蓝色的中交蓝工装熨得妥帖，红色安全帽端端正正地戴着。摄影师喊“准备”，他深吸一口气，攥紧了拳头。“三、二、一——”“我们在南海远洋踏浪耕波，向党组织报到！”罗文的声音洪亮有力，像一声号角，带动身后十几个人齐声高喊。那声音在海平面上空回荡，和海浪声混在一起，被海风送向远处。拍摄结束后，大家鼓掌叫好。罗文站在人群里，黝黑的脸上露出有些不好意思的笑容，好像刚才那个气势如虹的人不是他。

晚上吃完饭，大家站在项目部大门口站着聊天。“佳奇，”他转头随口问我，“你今天那个报告写完了没？”“写完了，罗哥。”我笑了笑。我问他：“从青海到三亚，离家越来越远，后悔过吗？”他认真地想了想：“说没想过家是假的。云南这会儿天气应该也挺舒服的。但你看这个码头——”他朝窗外努了努嘴，窗外是灯火通明的施工现场，“等建好了，科考船从这里出发，去深海做研究，那里面也有我一份力。想到这个，就觉得值。”

我突然觉得，罗文这个人，说不上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他皮肤黝黑，说话带着云南口音，在人群里可能并不起眼。但他身上有一种很可贵的东西——面对恐惧时的坚韧，面对任务时的担当。一个恐高的人，为了工作，一米一米地爬上高大的沉箱进行测量；一个平时话不多的人，在集体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站出来领喊。这些事不大，但足够真实，足够动人。

码头上，海风一直在吹。深海科考码头的轮廓在灯光下一天天清晰起来。而罗文的故事，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