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深度融合下新闻传播的“理性-情感”共融范式

美国社会心理学奠基人查尔斯·库利在《社会组织》一文中认为，“传播是人际关系借以成立的基础，也是传播得以发展的机理”。在媒介技术不断演进，媒介融合持续深入的大背景下，媒体和传播机构反复强调的“用户意识”成为一条主线，其目的便是突出贴近受众情感需求的重要性，以期建立人际联系。“新媒体用户作为关系网络中的节点，一方面通过自我塑造获得存在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通过情绪表达谋求情感支持和获取社会资本，这些行为特征和心理需求应得到重视”。^[1]“情感正在成为新闻生产和消费方式中更重要的动力”。^[2]

但在传统媒体时代，大众媒介在增强其社会功能属性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弱化遮蔽了其人际属性的本质。而实际上，情感一直是新闻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业不应仅仅依赖于客观性战略仪式的概念，新闻业中也存在情感的战略仪式。凯伦·沃尔-约根森（Wahl-Jorgensen K.）对普利策奖获奖文章的分析表明，这些所谓的新闻实践典范在所有新闻类型中都注入了情感，并采取了类似于文学新闻的叙事形式，包括个性化的故事讲述和轶事线索；作者引用了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的客观性战略仪式，称这种做法为“情感的战略仪式”，即情感成为新闻行文阐释的前提条件，继而与受众建立情感联结社区。

本文认为，媒介技术塑造了媒介形态，每一代媒介形态都有相对应的传播范式，在当下的媒介深度融合时代，同样发生了传播范式的变迁，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更接近于理性传播，而融媒体时代则更重视以情动人的情感传播，但两种范式之间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互统一同存共融的关系。因此，与媒体深化融合的时代背景相匹配的传播范式的研究，就成为融媒体深度发展道路中极为重要的问题，也是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过程中的关键指引。

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将范式定义为：“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从本质上而言，这是一种理论体系，指的是科学领域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方面的集合，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3]在传播学研究视域中，传播范式作为一种“元模式”，为新闻传播领域共同体划定了统一的价值体系、方法论与实践观。理性传播是指与传统媒介技术所塑造的传统媒介传播特性相匹配的一种传播范式。在理性传播范式下，传统媒体所有传播活动均按理性认知和模式来建构，表现出来的特点是：其一，以追求价值理性为传播诉求；其二，以高度理性的生产流程进行传播活动；其三，以新闻专业话语为传播的表达方式。

理性传播范式的第一个特点，是理性主义的价值取向。在传统媒体的价值诉求当中，理性是第一位的。理性主义是一种主张用科学来理解和解释自然的哲学思想，认为知识来源于理性。理性传播的价值诉求来自理性主义，其源头可追溯至希腊理性哲学。德谟克利特认为，感性认识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理性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这一观点确定了理性在认识论上的地位。亚里士多德则使古希腊理性主义发展到了顶峰，把理性主义对事物确定性的追寻提高到了哲学本体论的高度。

哲学层面的源流之外，传统传媒产业的产生与发展，从起始便带有传播知识、理性启蒙的色彩，各种理论、发现、发明、新的知识、信息都刊登在报纸上，报纸也经历了知识纸、信息纸到政治纸、市民纸的变化。从文艺复兴以来的报纸新闻，大众传播时代以来的电台、电视台，传统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的时候，一直秉承着理性传播的诉求。

理性传播范式的第二个特点，是工业革命所产生的理性化流程。现代传播是基于媒介技术的理性传播活动。工业革命是理性传播范式确立的技术—经济基础。技术的本质是理性的，人们甚至认为“在大工业时代，人并不是一系列分散的技术物体（机器）的意向性根源。更确切地说，人仅仅执行技术物体自身具备的‘意向’”。^[4]在高度理性的机械化的生产方式变革下，人类的整体生产活动按照技术原则进行高度切割、科学分工、流程再造，对当时的新闻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像今天传统媒体需要面对的“重塑、改造”一样。无论是早期的新闻业还是现代新闻业，均“跟随”高度理性的机器运行，设置了大众媒介运作的生产流程框架。在这过程中，构筑成为“独有的新闻编制流程和传递范式；以特定的筛选标准、特定的制作技巧和程序呈现媒介产品”。^[5]这种高度理性的生产方式，在最大的可能上确保了传统媒体内容生产上流程的标准化、产品的一致性和价值的理性化，并在组织架构上形成了一种科层制的金字塔形的理性结构，按照记者—编辑—主编（部主任）—总编的序列组成基本的生产组织链条，从下到上层层上报，从上到下逐级授权，最终完成新闻传播内容生产。

理性传播范式的第三个特点，是新闻专业精神的表达方式。新闻专业精神的核心理念，一是“客观性新闻”，二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特作用。记者的组织和整个职业也要求将这种工作身份塑造成智力和情感超脱的理想，该行业将其编纂为“客观性”，这是基于科学方法论中挪用的原则^[6]。作为保持客观和展示“专业精神”的一部分，记者的“情感表达受到编辑的严格监管和约束”^[7]。不仅在新闻实践行业，研究学者们也认为，新闻专业精神是“解释性的”^[8]，一种“理论理想型”^[9]和“元新闻话语”^[10]，目的是为了维护专业新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可以看出，理性传播范式受传统媒体技术所推动和塑造，由传统媒体为主体，形成了由媒体生态、内容生产原则、组织架构等共同组成的传统媒体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种传播范式与传统媒体技术相匹配，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受众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即媒介依旧被传媒集团或政府掌握，受众的使用权极其有限甚至为零；二是指媒介的属性是追求社会‘共性’——严肃的、理性的、有逻辑性的媒介内容更容易被认为是优质、合理的媒介产品。”^[11]从当下的研究语境来看，根据不同的理论和研究流派，以及显示在技术直接效果的媒体现实中，原有的范式已经经历了多重分裂，尤其是在融媒体环境中，新闻传播范式发生了新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起信息技术获得巨大突破，计算机、互联网等新技术逐渐运用于新闻传播领域，加速了专业与业余界限的崩溃，冲击着新闻领域的稳定。例如，移动技术和社交媒体推动了“公众新闻”的发展或“参与式新闻”；第一人称和沉浸式新闻，新闻制作的“平台化”的兴起，进一步挑战了客观性或超然性原则。我们见证了向更加个性化、偶然、不稳定和后工业新闻工作的范式转变。传统新闻规范与数字平台上新实践的兴起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传媒生态面临变革。融媒体时代，新闻专业精神、价值观、规范、角色和身份在不同的参与者之间不断（重新）构建、（重新）解释和竞争，包括内部从业者（记者、编辑）和外部社会行为者（受众）。

（一）赋能大众，话语权下沉，让传播更具情感色彩

随着移动技术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技术的变革改变的不仅仅是传播者，同时也改变了受传者，其最显著的特征为从以媒体为中心转变到以受众为中心，呈现为非线性、交互性、不确定性、灵活性、个性化的传播模式。

“以前被称为观众的人”对新闻业的变化作出了很大贡献。记者不再垄断对新闻制作的控制。配备便携式信息设备并登录其社交媒体账户，新闻受众可以与其他受众分享他们在传统记者控制之外的第一手新闻事件和信息。我们总是能看到一条清晰的传播轨迹，即“个人发起—网络关注—媒体介入—官方表态—淡出视野”。“我们已经从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小众传播和人人传播时代，不仅传播媒介发生了改变， 传播的生态也发生了变化”^[12]，受众个人已经成为证人和记者^[13]。他们记录并发布他们在危机中目睹和经历的事情。

数字媒体环境为个性化和情感化的新闻话语形式（包括视觉格式）开辟了更多空间。社交媒体不仅是传播和收集信息的新闻“工具”，还塑造了新闻的风格和实践^[14]。在社交平台上，内容的制作、选择和分发受社交媒体逻辑的支配^[15]，鼓励主观声音和个人表达，以产生情感参与。话语权的逐步下沉，使得普通受众都可以获得传播能力，从而使得过去以专业新闻机构为中心的传播格局，转换为以人际传播为主要形态的互联网传播。每一次传播都带有个人的理解和判断，附带着个人对事件的情感价值，传播过程中的情感因素比事实因素更加重要。

（二）赋能产业，平台崛起，内容与渠道分离

融媒体的数字技术赋能了整个新闻产业，新闻机构引入新的工作流程，实践也在不断发展。相对而言，“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流程较为封闭，从新闻采写到传播都是由专业媒体从业人员完成，无论是获取新闻信息的渠道还是传播扩散的渠道都是媒体的专属资源。”^[16]

而当下的新闻业正在转变为高度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实践平台。在这样的多边市场中，平台构成了一个技术阶层，新闻机构和受众成员在两侧^[17]。这种多边市场也使记者和受众之间曾经的二元对立关系基本上成为一种开放的关系。当新闻机构将参与式工具作为其平台的一部分时，双边沟通是媒体固有的。然而，当社交媒体平台“主持”沟通时，这种互动的方向性不再明确。换句话说，社交媒体允许多对多交流，所有类型的内容都在争夺观众的注意力和参与度。

互联网平台已成为受众获取新闻的核心，这一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受众的消费习惯和新闻体验：传统新闻媒体不得不进行改革，越来越多地使用微博、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来传播新闻并接触（新）受众。通过融媒体相关研究可知，社会媒体平台的发展改变了媒体与受众的关系。新闻媒体根据平台推动的逻辑选择、制作、发布新闻内容。平台则秉持着流量逻辑，通过大数据技术嗅探用户的兴趣、情绪、关注点，精准推送引发用户的围观和转发欲望，专业的生产方式向“理性—情感”共融范式转变。

（三）赋能传播，全感知传播，抽象思维让位于形象感知

融媒体之前的传播，是按照人的知觉系统进行分类的。原始时期，人类用声音和肢体进行传播；随着文字的发明，使人可以用文字来表达对世界的感知。因为有了文字，人类就开创了一个与自然对立的，由抽象思维所维系的主观世界。一直到20世纪，出现广播、电视之前，人类的知觉都是靠文字来得到维系。随后，广播发展出声音媒体，电影、电视发展出视频媒体，分别满足了听觉和视觉的需要，人类的知觉更加丰富，形成了全感知的传播。融媒体的发展，解决了媒体产业割裂发展的问题。在工业革命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传统媒体，新闻机构主要以单一介质的特性呈现，如报社以文字传播为主，广播以声音传播为主，电视台以声画传播为主等。融媒体打通了底层逻辑，借助技术力量，相同的新闻内容可以用全感知的方式来呈现，目前以文字、图画、音频、视频为主的“多模态”元素，主要涉及视觉、听觉，未来很有可能出现融合了嗅觉、触觉、味觉等的完全沉浸式的全感知媒体，“元宇宙”已经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融媒体的发展重塑了新闻制作的各个方面，从内容本身，到组织目标，再到相关各方的感知规范。受众获得了综合的全感知能力，这使得抽象思维让位于形象感知，使得新闻传播可以绕过抽象思维，获得感觉和知觉，直接作用于情感领域。这种感知的广泛性是指新闻叙事中包含的感官模式的数量，如声音（背景音乐、环境噪音、听觉提示等）和图像（计算机生成的内容、真实的 360 度镜头、摄影等）。随着新的沉浸式技术的出现，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和混合现实。新闻业丰富了讲故事的方式。现在不仅可以观看，收听或阅读故事，还可以从第一人称视角体验故事，对于情感生成机制有决定性影响。

（四）赋能内容，一站式报道，全媒体呈现

新闻内容的格局已经改变，并且仍在变化。当媒体生产的底层逻辑被数字所统一之后，就对内容生产形成了赋能。传统媒体实施全媒体战略，整合媒体内部资源，流程再造，打造包括“内容采集—内容编辑加工—内容多次发布—内容数据存储—内容多次出售”^[18]等超级编辑部的搭建以及全媒体生产的产业化链条。新闻生产流程以多媒介汇流的方式进行新闻内容生产采集，通过“融媒体大脑”统一指挥，协同生产，按需制作；使得同一新闻内容以不同传播形式多渠道、全方位传播。无疑，全媒体实践最显著的特征就在于“利用数字化平台，打破终端输出的封闭模式”。^[19]媒体融合时代，内容为王依旧是发展核心。“媒体融合的最终成果‘全媒体’是一种全程、全息、全员、全效媒体，或称全业态媒体”^[20]，形成未来数字传播的基本格局。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平台如今可以控制新闻报道的可见性以及平台覆盖的受众规模。因此，平台算法决定了新闻机构可以获得的流量及其收入，这些平台逻辑称之为“互联网逻辑”或“用户思维逻辑”。因此，新闻机构逐渐将其社交媒体内容的呈现与算法偏好保持一致，通过算法策展（受众能够通过算法接受定制新闻）、超文本性（受众能够直接访问链接信息）、交互性（受众能够积极参与新闻）或视觉性（受众能够以图像或视频格式消费新闻）增强用户黏性。

媒介技术的变迁，促使人们越来越个人化和情感化地参与周围的世界。媒体形态的移动化，并且具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和使用频率的增加，正在迅速成为主要平台，而不仅仅是一种选择。新闻机构已经实行移动优先战略。也正基于移动技术，我们与新闻的物理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人成为网状传播链上的信息节点，人们的移动设备始终处于打开状态，并且始终在手边，随时在线。这迫使媒体的新闻传播转向人际传播，突出社交属性，社交网络平台越来越多地将独立网站（包括专业新闻机构的网站）整合到他们的服务中，不少学者恰当地将这一过程描述为WEB（网络）的持续平台化。它同时是个人和公共网络的一部分。用户可以自定义其模式，例如，使用应用程序，以便在需要时获得所需的内容，并通过按钮、附加组件和其他功能将其与社交网络集成，自己共享和创建内容。作为用户，随着媒体平台变得更加个人化和社交化，用户黏性增强，更易产生数字依赖。新闻业作为人们媒体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个人信息领域与人际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新闻业的传统认知是奠基在理性之上的。在这种数字网络化的背景下，新闻业的身份和意识形态仍然植根于单向出版思维模式。新闻从业者的客观性仪式也被视为一种“生存机制”和避免职业风险的策略（例如诽谤诉讼）。然而技术变革驱动着传播变革，重大的技术变革可以造就新的信息传播机制。信息传播机制的改变，导致传播范式的转变。^[21]“过去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在与社会传播和沟通时多用‘摆事实讲道理’的表达逻辑，其实这种表达逻辑中忽略掉了能够有效地整合与激活关系资源的那种内容的表达成分——即非逻辑、非理性信息。”^[22]不少信息评估研究表明，高度的以人为本的情感支持与高质量的建议相结合会产生更积极的传播结果，并且叙述中包含情感支持，在传播效果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23]这种范式的转换，是符合媒介技术发展规律并与当下的融媒体时代相匹配的。

（一）从哲学视角出发，突出情感传播将回归人的完整性

本文认为有效的情感传播的基础在于——以人为本。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否定人的情感部分，把人看成是理性的产物，人学习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弘扬理性，用理性来控制人的欲望，让人按照理性的指引行事。尼采、斯宾诺莎、弗洛伊德等学者，注意到人的情感才是更加重要的东西。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完整的人”的说法，意在从整体上来理解人及社会的本质。情感是理解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不可忽视的视角。“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涂尔干将社会界定为由观念和情感结合在一起的复合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社会建设在制度设计上应当充分考虑到情感维度， 以培育积极的共同情感。”^[24]

单向度的、割裂的人重新发现了情感的价值，这也暗合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王阳明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要“致良知”，其实就是要从人的本心出发来感受世界。钱穆也认为，人之有情乃为人类一大特点，当代学者李泽厚的“情本体”理论更是以“情理结构”来吸纳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精髓。随着人们认识世界感知世界能力的提升，在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人最主要的存在价值就是情感。

（二）从新闻传播的本质出发，通过情感传播实现对人的传播

传统媒体时代传播基本上是单向的，面向抽象的公众而不是具体的个体。而大众媒介的实质本身是对人的传播活动的发展和强化，它应人的需要而产生、为人的服务而存在，“为人并有利于人，是它的出发点和归宿”。^[25]随着融媒体的不断发展，不少研究者认为，真正的数字化新闻将导致新闻业的“共同化”，使受众得以更充分地参与新闻过程。技术平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赋予受众权力，这使得受众对新闻价值的理解更加灵活、可移动以及更具参与性。

不可否认，技术确实在新闻范式的情感转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闻制作借鉴并进一步发展了游戏和健康传播等其他领域的情感驱动技术，使其成为日常新闻内容制作的一部分。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的H5作品《快看呐！这是我的军装照》吸引亿万受众参与，央视频利用8K+VR进行冬奥会报道，再到沉浸式新闻的场景式体验，无不是围绕着受众进行传播，调动了用户更多的感知器官，用更加个性化的融媒体新闻作品影响人、塑造人、感染人。在这里，情感再次成为完美的起点。

近几年，新闻业情感的新兴研究领域受到情感驱动的新闻创新浪潮的支持，例如沉浸式新闻和VR新闻。具体而言，沉浸式新闻依赖于一个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记者通过讲故事的情感风格来吸引用户参与，通常以创造同理心为明确目标。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沉浸式新闻是新闻业更大的“情感转向”的一部分，数字化使更多的情感和个性化的新闻形式成为可能，例如通过采用用户生成的内容和更多的叙事情感形式的数字叙事。沉浸式新闻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它是沉浸式技术、互动和叙事选项的融合，在情感上让观众参与到新闻故事中，沉浸式技术在用户之间创造了一种存在感，其结果是增加了情感参与。这些创新之所以新颖，不仅在于形式，更旨在将复杂的社会或政治问题转化为个人问题，并涉及体验互动，情感驱动型新闻的目标是“重新连接”，目的是在受众与记者之间建立联系。数字环境中日益增加的竞争压力意味着新闻从业人士需要更加认真地对待他们的受众，这包括对实际用户传播实践的反馈检查，以及对观众在观看新闻时获得的情感满足。

（三）从政治宣传出发，情感传播实现“有温度”的传播

诸多事实表明，情感因素在引发亲社会行为、肯定主导社会价值观和使现有社会秩序合法化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范式变化与其说是物质的偶然性，不如说是思想的产物。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证明，在政治传播过程中，如何在构建社会团结和包容性时战略性地采用情感仪式，以及面对扰乱社会秩序的风险事件，情感如何帮助重建社会价值中心。^[26]

有学者认为：“主流媒体通过范式修正(paradigmrepair)和建立新的运作常规来回应新媒体的挑战和冲击，新的媒介生态和社会传播环境促使党媒进行新闻生产常规的改变。”^[27]在重夺“麦克风”的过程中，党媒在推出的新闻内容中，其话语打破其原有严肃的语态制式，越来越多地运用情感传播策略，重塑“有温度”的媒体形象以提升其传播力与引导力。

（四）从深化媒介融合出发，技术进步为情感传播奠定了物质基础

融媒体时代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新闻业之间的融合，在这样一个新的交流生态中，新闻机构与新媒体的接触“有望为新闻和公众提供更好、更高效的媒体”。受众也从原先的受传者转变为内容制作者和分发者。记者和受众之间传统界限的模糊，对新闻叙事的“客观”形式提出了挑战。这些自下而上的参与者的立场不仅为既定的新闻选择标准增加了新的转折点，而且同样挑战了传统媒体作为新闻“主要定义者”的长期地位。数字、网络化新闻推动了更加个性化和情感化的新闻话语形式，使情感变得越来越突出。

由此见得，情感可以帮助创造一种参与体验，从而丰富公共领域的议题讨论。因此，情感在新闻中具有信息价值。

情感传播赋予直觉性语言的情感特征，传播主体在人与语言、世界的关系中不断赋予新的价值阐释，在与人交往中更加增强义务感和责任感，在美好的言谈、举止、思想、风格中产生愉悦和享受的体验，将人与传播内容共同带入审美之境和精神之乡，使情感传播更富有道德感和美感。融媒体时代，使得人类的传播模式从理性传播转移到情感传播，具有了物质的技术基础。手段上，融媒体拥有音频、短视频、中视频、长视频、小程序、H5等，用融合的感知，互动的传播，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情感传播最主要是人际传播，是一种面对面的场景传播方式，以面对面的信息沟通和情感互动来消弭人与欣赏对象间的距离感，寻找对话的共同点和贴近性，消解跨文化传播中传播主体与不同受众交往的盲点。情感传播内容的主观性能够依据传播活动现场重新调整自己的语境及传播内容。

新闻传播过程中既要有理性的情感向度，也有情感的理性向度，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和调适。在新闻实践中，情感与客观性动态地联系在一起。如同人们能感觉到人际传播的物理反应和化学反应一样，传播活动也需要情感和理性抑或是法理的平衡。

在媒介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情感传播与理性转播从互补共生，发展到了共融共存的阶段。我们不能轻易地在“情感”和“理性”的新闻形式之间做出二元区分，情感传播并非理性传播的对立面，而是符合融媒体时代传播规律的传播范式，正如麦克卢汉所指出的那样，新媒介的出现并不必然意味着旧媒介的消亡，而是会将其融入。因此，新闻内容将在以一种基于传统事实的信息与个人经验、主观意见和情感相结合的方式协作构建，并且增加了观众参与带来的“新的真实性”。

（一）情感传播不是情绪化传播

情感表达不一定会破坏公共领域的合理性，而是在受众之间实现新形式的参与和认同的重要积极力量。虽然情感通常是个性化、主观性的，但依然可以根据性质不同而呈现由本能的欲望到高尚的道德情操的差序排列。所以，情感传播并不意味着新闻传播应该走向满足或者挑动用户本能情绪，而应当导向更高层级的精神情感需求，是塑造公众情感并构成“情绪治理”领域的最重要力量之一，即新闻情感有助于公众情绪的管理与塑造。新闻业在危机和创伤事件期间和之后也会产生重大的情感影响。

（二）情感传播不是迎合传播

鉴于受众与技术的亲密关系以及他们在移动和个性化媒体带来的全球环境中的情感参与，“情感正在成为新闻生产和消费方式中更重要的动力”。但情感传播也并非是后院篱笆原则（家庭主妇关心的轶闻趣事）式对受众一味地“逢迎”，不能无原则地追求流量逻辑，不能为了眼球效应而迎合受众庸俗化、价值观缺位的下沉偏好。

（三）情感传播不是灌输传播

灌输式的传播通常会采用倒金字塔引导等叙事方式，即简单地列出一系列事实，通常按重要性递减顺序排列。而在现实环境下，这样的信息对接收者来说是无趣的，它需要开辟情感参与的可能性。因此，关于信息的有趣之处在于它的情感内容。“悬浮式”叙事是不及人心的，情感传播应以交互性为基础，从受众的心理认知层面切入，建构创新性新闻话语与叙事结构，强调新闻内容与受众之间的联结，让受众进入叙事，引发受众的情感卷入。

“情感转向”为新闻从业者和研究者带来了新课题，也为如何理解“后真相时代”提供了理论视角。在不挑战事实性和客观性的前提下，情感可以促进新闻报道的可理解性。融媒体时代，情感传播范式正在发生转换，这种范式转型带来更深层次的反思，这将有助于塑造新闻行业的话语和文化，而这些范式价值观更符合数字媒体和文化的逻辑。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或许应该从更大的文化和社会变革的角度来看待新闻传播范式的转换。在这些变革中，情感赋予了公众参与的积极形式。事实上，在谈论媒体和新闻时，在更加数字化的领域，情感是新闻和信息提供的必要要素。情感推动人们与技术的关系日益密切，推动新闻和信息的互动。与理性传播的理智、客观相比，情感传播的活动主体的思维采用情感逻辑的结构和指向方式，通过情感传播主体活动影响传播受体，以情感为基础和传播纽带力求达到传播活动的目的和需求。

（作者李晓鹏系浙大城市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网络与传媒发展研究所所长、高级记者，范静涵系浙大城市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讲师、新闻传播学博士）

【注释】

[1]蔡雯.媒体融合进程中的“连接”与“开放”——兼论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难点突破[J].国际新闻界,2020,42(10):6-17.

[2]申金霞，巴毅然.数字新闻的情感转向分析[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3-03（003）.

[3]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4.11.

[4][法]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 1.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2 年，第76页。

[5][美]赫伯特·甘斯: 《什么在决定新闻?》， 石琳、李红涛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美〕盖伊·塔奇曼: 《做新闻》， 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 年

[6] Boudana, S. 2011. “A Definition of Journalistic Objectivity as a Performanc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3 (3): 385–398.Schiller, D. 1981. Objectivity and the New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7]Wahl-Jorgensen, K. 2013. “The Strategic Ritual of Emotionality: A Case Study of Pulitzer Prize-winning Articles.” Journalism 14 (1): 129–145.

[8]Zelizer, B. 1993.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0 (3): 219–237.

[9]Freidson, E. 2001. Professionalism: The Third Logic.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0]Carlson, M. 2016.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d the Meanings of Journalism: Definitional Control, Boundary Work, and Legitim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6: 349–368.

[11]程思琪,喻国明.情感体验:一种促进媒体消费的新动力——试论过剩传播时代的新传播范式[J].编辑之友,2020(05):32-37+63.

[12]沈正赋.“四全媒体”框架下新闻生产与传播机制的重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03):8-14.

[13]Frosh, P., and A. Pinchevski. 2014. “Media Witnessing and the Ripeness of Time.” Cultural Studies 28 (4): 594–610.

[14]Hermida, Alfred. 2013. “ Journalism: Reconfiguring Journalism Research about Twitter, One Tweet at a Time.” Digital Journalism 1 (3): 295–313.

[15]van Dijck, José, and Thomas Poell. 2013. “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 Logic.”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1 (1): 2–24.

[16]朱春阳,刘心怡,杨海.如何塑造媒体融合时代的新型主流媒体与现代传播体系?[J].新闻大学,2014,(06):9-15.

[17]van Dijck, José, Thomas Poell, and Martijn de Waal. 2018. The Platform Society: Public Values in a Connective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杜晓虹.全媒体时代 传统媒体该如何应对[J].今传媒,2012,20(12):65-66.

[19]嵇美云,查冠琳,支庭荣.全媒体社会即将来临——基于对“全媒体”概念的梳理和剖析[J].新闻记者,2013,(08):37-41.

[20]邵全红,王灿发.媒体融合五年来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变革及创新研究[J].新闻爱好者,2020,(01):27-31.

[21]方兴东,严峰,钟祥铭.大众传播的终结与数字传播的崛起——从大教堂到大集市的传播范式转变历程考察[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07):132-146.

 [22]喻国明.关系赋权范式下的传媒影响力再造[J].新闻与写作,2016(07):47-51.

 [23]Erina L. MacGeorge,Lisa M. Guntzviller,Kellie S. Brisini,Loren C. Bailey,Sara K. Salmon,Kaytiann Severen,Sara E. Branch,Helen M. Lillie,Cynthia K. Lindley,Rebekah G. Pastor,Ryan D. Cummings．The Influence of Emotional Support Quality on Advice Evaluation and Outcomes[J]．Communication Quarterly,2017,65(1):80-96

[24]成伯清.“体制性迟钝”催生“怨恨式批评”[J].人民论坛,2011(18):20-21.10.16619/j.cnki.rmlt.2011.18.007.

[25]黄旦.80年代以来我国大众传媒的基本走向[J].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3):121-124+130.

[26]Telle, N.-T., & Pfister, H.-R. (2016). Positive empath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 neglected link. Emotion Review, 8(2), 154–163.

[27]张志安,彭璐.混合情感传播模式:主流媒体短视频内容生产研究——以人民日报抖音号为例[J].新闻与写作,2019(07):57-66.

本文刊登于《中国记者》2023年第10期

原标题|《媒介深度融合下新闻传播的“理性-情感”共融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