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海口市金盘夜市。(资料图) 骆云飞 摄

国办出台意见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

优化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

□ 本报记者  杜 晓

□ 本报实习生 刘艳清

近日,为推动流通创新发展,优化消费环境,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20条稳定消费预期、提振消费信心的政策措施,体现了当前我国对发展流通、扩大消费的高度重视。

在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消费日益成为我国经济的稳定器与压舱石,是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此次《意见》的出台,将带来哪些深远影响?《法制日报》记者采访了业内有关专家。

优化供给推动消费

持续释放内需潜力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荆林波认为,过去我国主要依靠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包括大规模要素粗放投入、GDP导向的激励制度等传统动能拉动经济增长,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开始逐步走向依靠新动能推动经济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0987亿元,比上年增长9.0%,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6.2%,比资本形成总额高43.8个百分点。

“这一组数据说明了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地位。然而,2019年1月份至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3%,出现近年最低的增长幅度,增速比1月份至6月份回落0.1个百分点,使得有些人对我国国内消费的潜力产生怀疑。”荆林波认为,在这种背景下,《意见》的出台有利于稳定消费预期,提振消费信心。

据荆林波介绍,在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就明确提出,2019年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重申,要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

荆林波认为,一般来说促进商业消费首要环节是增加收入,如果居民收入增长,就能形成扩大消费的物质基础。其次,要构建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消费者敢于消费,比如说不断完善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让人们有一个稳定的预期,从而敢于在当下消费。最后,为消费者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让消费者放心消费,要全面保障消费者的相关权益,打造全渠道的商业氛围,让消费者便捷、安全地消费。

“《意见》正是针对当前流通消费领域面临一些瓶颈和短板,提出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挖掘城乡消费潜力,以实现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荆林波说。

完善汽车消费制度

更好满足购车需求

把户口迁到学校之后,北京某高校硕士研究生汪曼(化名)就开始申请汽车摇号,她打算毕业后留在北京。

“现在有资格摇号就先摇着,要不等毕业后也不一定立刻就能摇上。这种事要看运气,先排队机会就大一些。”汪曼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她有一个亲戚摇号多年至今未中,于是她决定早作打算,不过现在看来机会仍然渺茫。

《意见》第十条提出,释放汽车消费潜力。实行汽车限购的地区要结合实际情况,探索推行逐步放宽或取消限购的具体措施。

今年4月,发改委发布《推动汽车、家电、消费电子产品更新消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实施方案(2019-2020年)征求意见稿》中提到,已限购地方2019年和2020年车牌增量指标数量须在2018年基础上分别增加50%、100%,同时明确严禁各地出台新的汽车限购规定。

今年6月,发改委联合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发布《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 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2019-2020年)》,要求各地方政府不得对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购、限行,已经实行的应当取消。

“上述政策出台的根本宗旨在于破除汽车消费的制度障碍,恢复消费者的信心,提倡新能源汽车消费。”荆林波说,汽车消费如今对国民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8年限额以上汽车类消费占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达到26.8%。如果说,消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压舱石,那么汽车消费则是消费的坚强内核。

尽管目前出台了不少文件致力于破除汽车消费制度障碍,但实际效果还有待观察。据交管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全国汽车保有量达2.5亿辆,其中私家车达1.98亿辆。与去年同期相比,2019年上半年汽车新注册登记车辆减少139万辆。

在实行限购的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杭州、石家庄、贵阳8座城市和海南省中,广州、深圳已作出响应,从2019年6月至2020年12月,广州市将增加中小客车增量指标10万个,深圳市将增加投放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8万个。“目前其他限购城市迟迟没有表态,相关政策仍不明朗。”荆林波说。

据了解,8月26日,北京小客车指标办公布了今年第4期摇号的基数序号总数。经测算,这期约2622人抢一个指标,中签难度再创新高;新能源指标有超过44万人申请,新申请者或将等到2028年才能有资格购车。

汪曼也参与了这一期摇号,与前几次一样没有摇中。她希望北京能够取消汽车限购或者稍微放宽限购,不过对于放开限制之后的城市交通拥堵和尾气污染,她也有担忧,“要是既能够满足购车需求,又能够解决用车带来的其他问题就两全其美了”。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冈认为,取消或者放宽限购需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之前出台了一些限购政策,如果放开取消或者放宽限购的话,要考虑政策前后如何衔接;其次是当初实行限购是为了缓解交通拥堵,现在如果直接取消或者放宽限购的话,很多地方仍然会面临这一问题,这可能是影响汽车限购政策走向最重要的因素。

“客观而言,对于城市道路交通问题不要太担忧。不必过于担心汽车数量增加会加大道路交通拥堵,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相比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我国机动车每万人拥有量还是比较低的,导致交通拥堵可能是在城市规划上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高楼比较多、密度比较大、车辆通行时间集中等,要解决道路交通拥堵问题,更好地满足购车需求,还需要在城市规划上下功夫。”傅蔚冈说。

推进夜间经济发展

杜绝行政不当干预

近年来,一些地方积极出台相关政策发展夜间经济。比如,2018年11月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打造“夜津城”的目标。

2019年7月,北京市商务局联合市交通委、市公安局、市城管委等14个部门,召开“北京市关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措施”媒体通气会。通过优化夜间公共交通服务、开发夜间旅游消费“打卡”地等十三条措施,计划3年内在全市形成一批布局合理、管理规范、各具特色、功能完善的“夜京城”地标、商圈和生活圈。

《意见》第十二条提出“活跃夜间商业和市场”。荆林波认为,发展夜间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提升夜间经济的文化内涵,夜间经济不仅仅局限于类似于“搓一顿”这样的餐饮消费。

荆林波举例说:“就比如,故宫推出过‘紫禁城上元之夜’,得到很多人追捧,甚至因抢票导致官网一度瘫痪。有些人发出了‘故宫夜场门票比春运车票还难抢’的感慨。再比如,西安不仅有大唐夜景,更有西安城墙周边夜跑,并且周边夜跑成为全国跑友的一个最佳选择。西安白领爱运动,其夜间健身消费位居全国第三。”

此外,荆林波还认为,发展夜间经济需要重构全套城市治理模式。比如城市的公共交通体系如何配合夜间出行者,为他们提供较为全面的服务;夜间的噪音、垃圾、安全等问题如何规制,如何避免由此产生新的社会矛盾等,都是城市管理者需要面对的问题。

“发展夜间经济仍然需要培育新一代的消费者,引导更多消费者养成夜间消费习惯,倡导科学的夜间消费理念,从而形成可持续的夜间消费范式。”荆林波说。

傅蔚冈则认为:“发展夜间经济最重要一点,是要减少政府的不当干预,尊重夜间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尽量杜绝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不当干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