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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时代文化经济的价值增值与国家能力建构

    2026-05-27 来源:共工新闻网·GNN 阅读: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5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52135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7.4%。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层的问题,文化产品一旦被纳入数字经济体系,其价值增殖方式便不再仅仅遵循市场规律,而是同时嵌入国家能力的建构过程之中。本文审视数字时代文化资本积累与转换的内在机制,揭示文化经济中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双重性。

    一、引言:数字时代文化经济的崛起与深层追问

    当下全球文化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转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分产业类型看,文化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41058亿元,比上年增长0.6%;文化批发和零售业25267亿元,增长4.0%;文化服务业85811亿元,增长12.0%。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103181亿元,比上年增长11.5%。这一组数据不仅标志着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地位日益巩固,更揭示了文化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战略意义。从北京的影视产业集群到上海联合数字内容产业基地,从广东的动漫产业园到云南的民族村,文化经济正在重塑区域经济格局,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与此同时,文化产品的跨国流动、数字平台的全球扩张以及文化消费的多元化趋势,也使得文化经济的发展环境日趋复杂。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文化经济的非经济属性,认识到文化产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还承载着特定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文化安全体系,将安全维度内置于文化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探讨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互动机制。

    二、文化经济的双重属性与安全维度的内在生成

    文化经济是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的新型经济形态,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兼具经济属性与文化属性。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文化经济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实现价值增值。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文化经济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念,通过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传播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和行为方式。这种双重属性决定了文化经济的发展必然面临着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问题,而安全维度正是在这种平衡过程中内在生成的。

    经济属性来看,文化经济的安全首先表现为产业安全,即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受外部威胁的状态。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跨国文化企业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和成熟的商业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占据了国际文化市场的主导地位。从文化属性来看,文化经济的安全更深层次地表现为文化价值的安全,即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能够得到传承和弘扬,不受外部文化的侵蚀和颠覆。文化产品不同于一般的物质产品,它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消费者的价值判断和文化认同。当一个国家的文化市场被外国文化产品大量占据时,本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就会受到冲击,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就会出现危机。这种文化价值的消解不仅会影响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还可能危及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所以,文化经济的双重属性是辩证统一的,经济属性是文化属性的物质基础,文化属性是经济属性的精神内核。没有经济属性的支撑,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就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没有文化属性的引领,文化经济的发展就会失去方向和灵魂。同样,文化经济的产业安全与文化价值安全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因此,如何在文化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构建合理的安全维度,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三、当前我国文化经济发展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与隐性风险

    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文化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市场活力显著增强。但同时也应当看到,我国文化经济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结构性挑战,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这些挑战和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化为安全风险,影响文化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国家的整体利益。

    第一,产业结构不合理是我国文化经济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虽然我国文化产业的总体规模已经很大,但产业内部结构仍然不够优化,传统业态占比较高,新兴业态发展不足。例如,其中传统的出版发行、广播电视电影等行业占比较大,数字内容、创意设计、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虽然增长较快,但在整个文化产业中的比重仍然偏低。同时,我国文化产业的产业链条较短,附加值较低,大多集中在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端产品和品牌。

    第二,创新能力不足是制约我国文化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文化产业是创意密集型产业,创新是其发展的核心动力。然而,我国文化产业的创新能力仍然有待提高,原创性作品不足,模仿跟风现象严重。在影视行业,翻拍剧、改编剧占据了很大比例,真正具有原创性和思想性的优秀作品相对较少;在动漫游戏行业,虽有比较突出的作品,但很多产品缺乏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风格,同质化竞争激烈。同时,我国文化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也相对薄弱,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的应用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第三,市场体系不完善是影响我国文化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因素。虽然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文化市场体系仍然不够健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一方面,文化市场的准入门槛仍然较高,一些领域存在着行政垄断和市场分割现象,民营资本和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渠道不够畅通;另一方面,文化市场的监管体系不够完善,存在着监管缺位和监管过度并存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对文化市场的干预过多,影响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在一些新兴文化领域,如网络直播、短视频等,又存在着监管滞后的问题,导致市场秩序混乱,不良文化现象时有发生。

    除了上述显性的结构性挑战外,我国文化经济发展还面临着一些隐性的安全风险。这些风险往往被产业快速发展的表象所掩盖,不容易被察觉,但一旦爆发,就可能对文化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数字文化领域的安全风险。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数字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我国文化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但同时,数字文化产业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安全问题,如数据安全、算法安全、网络安全等。一些大型数字平台掌握着海量的用户数据和信息资源,这些数据和资源一旦被泄露或滥用,就可能危及国家的信息安全和公民的个人隐私。同时,算法推荐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信息茧房、价值观扭曲等问题,可能影响社会的舆论生态和文化导向。

    四、文化经济发展与安全的内在张力及其超越

    面对文化经济发展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与隐性风险,传统的安全观已经难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传统的安全观主要是一种“防御型安全”观,它将安全视为一种被动的防御状态,强调通过限制、禁止、监管等手段来防范外部威胁,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这种安全观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今天,其局限性日益显现。因此,我们需要用“发展型安全”观来应对今日的挑战。在文化经济领域,“发展型安全”观主张将安全维度内置于文化经济发展的全过程,通过提升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完善产业治理体系、增强文化价值的传播力来构建主动型安全屏障,实现文化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国家整体利益的有机统一。相比于“防御型安全”观,“发展型安全”观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征,其一,主动性。它主张通过提升自身的实力和竞争力来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权,构建起坚实的安全屏障。在文化经济领域,就是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生产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文化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其二,包容性。它不排斥外来文化,而是主张在坚持本国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交流与互鉴,只有在与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中,本国文化才能不断创新和发展。同时,也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主张不同文化之间平等相待、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其三,动态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要密切关注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及时调整政策措施,完善治理体系,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挑战。

    五、文化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路径优化

    提升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夯实产业安全基础。首先,要优化文化产业结构,推动传统业态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业态。要加大对数字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广泛应用。其次,要增强文化产业的创新能力,培育更多具有原创性和思想性的优秀文化产品。再次,要培育壮大文化市场主体,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和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

    完善文化产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要建立健全文化产业风险防控体系,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要加强对文化产业发展形势的监测和分析,及时发现和预警可能出现的风险隐患。要建立健全文化产业安全预警机制,制定应急预案,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要加强对文化产业资本的监管,规范资本的进入和退出机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增强文化价值传播力,筑牢文化认同根基。只有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才能铸牢全体人民共同的文化认同根基,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要创新文化传播方式,拓展文化传播渠道,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全过程,还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要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文明互鉴。要积极开展政府间、民间的文化交流活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同时也让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走进中国。

    六、结论

    文化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在其高速增长的表象之下,始终潜藏着文化价值如何存续与再生的深层命题。全球化的纵深推进与数字技术的加速渗透,既为文化内容的跨境流动与多元表达开辟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也使得文化同质化压力、价值标准碎片化以及地方性文化传统消解等结构性挑战变得愈发不容忽视。面对此种张力,真正具有韧性的发展,源于文化经济内部价值创造能力的持续提升。这意味着从源头上增强文化生产者对自身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完善能够甄别和褒奖深度文化价值的市场评价体系,从而以高质量发展的方式,为文化经济筑起一道不是由壁垒构成、而是由内生吸引力与认同感所维系的秩序根基。正是在这种高质量、高认同的文化供给中,经济繁荣与文化自主得以并行不悖,文化经济也才能获得一种既开放流动又根基稳固的可持续发展样态。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马千里)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4SKSZ108成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文化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作者:马千里    责任编辑:李秀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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