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有一些罪被称为“口袋罪”或“兜底”罪名，原因可能在于立法上对该罪罪状的表述过于笼统、模糊，单从字面意思看，可以认为包含了多种类型的行为，其中既有犯罪行为，也有不构成犯罪的行为。
比如，随意殴打他人，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
人，强压硬要或任意损毁公私财物，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这四类行为都属于寻衅滋事罪的罪状。然而，除了无事生非、情节恶劣、侵犯社会管理秩序之外，很难再归纳出其他共同特征。即使是共同特征，什么叫“随意”、哪些算“无事生非”、什么程度叫“情节恶劣”，也没有明确标准。
这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该类罪名容易被滥用，四类看起来没什么关系的行为都可能被定为寻衅滋事，甚至其他看起来有点像这四类行为的行为也可能被定罪，这被称为“类推适用”，刑法对于类推解释是明令禁止的，但以类推解释入罪的做法却大行其道。
既然有兜底罪名，那也一定有兜底条款。
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刑法明确规定仅处罚“组织、领导者”，相关司法解释对于“组织、领导者”的范围也予以明确，列举了四类人员，但同时又采取了兜底条款，对“组织、领导者”的范围进行了概括性规定，即“其他起关键作用的人员”。
实务中，一些既难以认定为负责发起、策划、操纵、管理、协调、宣传、培训职责的人员，也不属于财务主管类的人员，就容易被认定为“其他起关键作用”的人员。
但是，无论如何兜底规定，对“其他起关键作用类”组织、领导者的认定也应遵循两个基本规则:一是判断是否属于传销组织内部人员，二是判断是否对传销活动相关的人、财、事起支配和控制作用。否则，不宜认定为传销案件的“组织、领导者”。
比如，出于亲友关系而被安排担任法定代表人、副总、股东的挂名人员，或出于了解投资项目而以助理名义协助干活的名义人员，这些人员要么是被指挥、支配的“工具人”，属于一般参与者，要么是单纯希望投资获利的积极参与者，反正都是典型的传销组织外部人员，空有虚衔而无实权，不拿任何工资报酬，却干着跑腿、打杂的后勤劳务性工作，这些工作完全跟“关键性”不沾边，“可替代性”倒是很强。
结果，反而屡屡被办案人员视为传销案件的组织、领导者而定罪入刑，走上了从挂名到背锅的不归路。
因此，刑事司法应当坚决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摒弃重刑观念，切勿为了入罪而入罪。根据立法本意，对于积极参与者和一般参与者，应当严格排除出刑事打击范围，这才符合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和刑法的谦抑性精神。（北京中调法治网侯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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